历史深处的文学记忆——抗战题材作品中的英雄群像

我是读着抗战文学的红色经典长大的，也是在这些作品的感染和鼓舞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。我在阅读和观看过程中发现，《荷花淀》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烈火金刚》《战斗的青春》《平原枪声》《平原游击队》《平原烈火》《腹地》等小说、《地道战》《雁翎队》《小兵张嘎》《回民支队》《狼牙山五壮士》等电影作品，描写的是河北人民血与火的抗日斗争生活，刻画的是燕赵儿女抗战英雄的形象，它们所具备的文学价值和精神品质，不仅成为中国敌后抗战文学的典范，同时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。

　　发生在20世纪的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。抗日战争旷日持久，悲壮惨烈，中华大地上狼烟四起，中华儿女众志成城。应该说，在不同的战区、不同的根据地，都会留下有着不同地域特点的抗战文学作品。流传至今的抗战文学经典作品有很大一部分发源于河北，而又相对集中于冀中地区。我查阅了大量河北抗战史料，并在2005年沿着当年的晋察冀根据地版图实地走了一遍，访问了许多抗战老兵和老作家。我初步的认识是，这与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抗战背景有直接关系。

　　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河北很快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。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，被称为“中国通”的冈村宁次机接替多田骏赴任日军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。他认为，华北的“治安”形势糟糕，根本问题在冀中。当年，冀中有“八路军的米粮仓”之称，是冀中平原的老百姓送粮送棉支持了山里的八路军。于是，冈村宁次下决心，要用5万大军对冀中进行大扫荡，用竭泽而渔的手段来瓦解八路军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，用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彻底摧毁冀中的抗日武装力量，这就是惨绝人寰的1942年“五一大扫荡”。这次大扫荡长达数个月，被抓、被杀害群众5万余人，成为日军侵华史上在中国农村制造的最大惨案。

　　在实地走访和查阅资料中，我感受到，这次惨绝人寰的大扫荡虽然给冀中抗日根据地造成了巨大损失，但也极大地激发了冀中军民的反抗勇气和斗争精神，创造了许多英雄传说。自古燕赵多悲壮之士，从文化源头上来看，在燕赵的文化和精神里面，有血性、有情怀、重传统。三种文化元素相互渗透，构成了“勇武任侠”的显著特征，英雄的燕赵儿女在抗战斗争中则把这一文化特征彰显得淋漓尽致。“宁做刀下鬼，不当亡国奴”成为每个人的口号；毁家纾难，视死如归也成为每个人的真实行动。狼牙山五壮士、回民支队马家母子两代英雄、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、工人抗战英雄节振国、儿童抗战英雄王二小等，这些抗战英雄都诞生在燕赵大地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冀中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中，我的家乡冀中父老不仅彰显了血性，更凸显了智慧，创造了地道战、地雷战、麻雀战、破袭战等战法；雁翎队、平原游击队、敌后武工队等抗日武装也相继成立；同时，也留下了以这些战争样式为范本的文艺作品，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。受这些作品的影响，我花费十年时间创作了一部40万字反映冀中军民抗战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《血地》。我的创作用意，就是想让读者看看，当年冀中这片美丽的热土是如何被铁蹄践踏、鲜血浸染，冀中军民是如何在刀尖上行走的。

　　与其跪着屈辱地死，不如站着为尊严求生。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投笔从戎，奔赴抗日战场。他们一手拿枪，一手拿笔，一边打仗，一边创作。他们根本不是什么作家、诗人，他们是战士，也是英雄。比如，《青春之歌》的作者杨沫，曾担任过冀中区妇救会宣传部部长；《平原枪声》的作者李晓明，是县大队的政委；《小兵张嘎》的作者徐光耀，是锄奸干事；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的作者李英儒，是游击队步兵团团长；《敌后武工队》的作者冯志，曾任武工队小队长……他们都是从日寇的拉网扫荡、铁壁合围中闯过来的人，他们的作品完全是生活的经历、战火的熏染。

　　如果仔细梳理一下这些抗战文学作品，不难发现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：弘扬民族正气，叙写民族史诗，讲述精彩故事，塑造英雄形象，用文学颂扬燕赵儿女爱国、救国、报国、殉国的家国情怀，从而迸发出感染、教育、启迪人的强大精神力量。比如，田间的诗《假如我们不去打仗》：“假如我们不去打仗/敌人用刺刀/杀死了我们/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/看，这是奴隶”。试想，这首诗在当年具有多么大的震撼力与号召力。

　　孙犁的《荷花淀》《芦花荡》等系列抗战题材小说是叙事与抒情相互融合、写实与写意相得益彰的整体，作品散发着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情韵和气息，小说所传达的战争中的人性美、人情美、风俗美，成为一道特殊的抗战文学风景，给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希望和精神滋养；而其作品进入中学课本，不仅使青少年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，同时也受到艺术感染和美的熏陶。

　　小说《小兵张嘎》《平原烈火》的作者徐光耀是年过九旬至今仍健在的抗战老兵，后来改编成电影的《小兵张嘎》幽默诙谐，寓教于乐，久映不衰。徐光耀曾说过这样的话：“久而久之，那些与自己最亲密、最熟悉的死者，便会在心灵中复活……倘不把他们的精神风采化在纸上，就对不起良心。”在这种良知的感召下，老先生矢志不渝，笔耕不辍，在其晚年又创作出版了长篇散文《昨夜西风凋碧树》，并斩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，这在他们那一代作家当中是不多见的。

　　这些抗战文学把燕赵大地的抗战图景描绘得波澜壮阔，把燕赵儿女的慷慨悲壮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也让抗战英雄形象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记忆。如《烈火金刚》中的史更新、肖飞，《敌后武工队》中的贾正、魏强，《平原枪声》中的马英、王二虎，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中的杨晓冬、金环、银环，《小兵张嘎》中的嘎子、罗金保……这些英雄都有着远大的革命理想，这种理想远远超过了自身生命、个人情感以及家族利益。在这种理想的指引下，他们充分展示出非凡的勇气、超人的意志、坚韧的毅力、高尚的情操以及出众的智慧，从而使这些英雄形象光彩照人，令人肃然起敬。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我们，没经历过抗战，我们就是从这些作品中认识英雄，感受英雄，进而崇拜英雄的。应该说，抗战文学为读者贡献的英雄形象是功不可没的，是有划时代意义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也是历久弥新的。

　　历史发展到今天，我们再次审视这些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就会发现，一些英雄形象因过于高大而缺少鲜活，因性格单一而失之丰满。

　　当然，站在今天的角度，我们不能过于苛求那些创作红色经典抗战文学的作家们。就他们自身的经历和阅历而言，还难以走出某种局限与窠臼，这是一种客观存在。当年，他们在青少年时期便走出家门，走出校门，投身抗战，既为中国抗战事业贡献了青春力量，又为读者留下了那么多感化人、教育人的优秀文学作品，这就足以令我们后人敬仰与尊崇了。（李西岳）